1949年，一名地下党被判死刑，临刑前提出要上厕所，看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“早去早回”。地下党立刻心领神会，悄悄扛起一块木板，支在了厕所墙边……
1949年4月10日傍晚，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里，43岁的范纪曼看着面前的酒和四菜一汤，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。在监狱里，这种待遇只有一个意思——吃断头饭。
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少将专员，可真实身份，是潜伏了17年的中共特工，代号“白桦”。这时距离上海解放只剩一个多月，他却等不到那一天了。蒋介石亲笔签署的枪决令，就放在看守所长的抽屉里，行刑时间定在第二天黎明。
1925年，19岁的范纪曼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来进入叶挺独立团，参加北伐战争，冲锋在前。锁骨被子弹削去一块肉，他也没有下火线。1930年，他被派往苏联学习情报技术，学会了俄、日、英等多国语言。回国后，他以各种身份活跃在上海，收集情报、营救同志、传递密信。
1945年最惊险一次，他化装成国民党少将，大摇大摆走进监狱，用伪造的调令救出被捕的地下党负责人。1948年最成功一次，他拿到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的兵力部署，这份情报送到解放军指挥部，为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但情报工作再小心，也有暴露的可能。1949年3月，因为叛徒出卖，范纪曼在上海被捕。
最初几天，敌人用尽酷刑，皮鞭、老虎凳、电刑轮番上阵，他几次昏死过去，又被冷水浇醒。可他始终只有一句话：“我是国民党少将，你们抓错人了。”敌人反复核查，发现他的公开身份确实没有破绽，可叛徒又一口咬定，最后案子报到蒋介石那里，批文只有三个字：“立即枪决。”
范纪曼冷静下来，目光落在脚上的镣铐。三天前放风时，他从碎石堆里捡到一枚生锈铁钉。从那以后，每到深夜，他就缩在牢房角落，用这枚铁钉一点点撬镣铐上的铆钉。虎口磨出血泡，指甲盖掀翻半边，他硬是咬牙坚持。到这天晚上，铆钉已经松动，只要用力一掰就能打开。
可他也清楚，打开镣铐只是第一步。牢房门外24小时有人看守，院子里高墙耸立，墙上还有铁丝网，没有机会根本逃不出去。
夜深了，范纪曼没有睡，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等待那一丝可能出现的机会。
凌晨4点，到了换岗时间。新来的看守是个苏北老兵，四十多岁，看上去饱经沧桑。范纪曼被关这些天，老兵偶尔会多看他几眼，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，像是同情，又像是对时局的厌倦。
范纪曼突然捂住肚子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
脚步声由远及近，牢门上的小窗被拉开。老兵的脸出现在铁窗后，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，两人目光对上。
范纪曼继续呻吟：“长官，肚子疼得厉害，让我上个厕所吧。”
老兵沉默了几秒，这段沉默漫长而沉重，像一场无声的交流。终于，他掏出钥匙打开牢门，压低声音说了四个字：
“早去早回。”
这四个字像一道闪电，范纪曼强压心跳，拖着脚镣慢慢走向走廊尽头的厕所。身后的门没有关严，老兵背对着他，点燃了一支烟。
厕所很简陋，只有一个蹲坑，墙角堆着几块木板。范纪曼一眼看中最大的那块，长约1.8米，一头有些腐朽，但足够结实。他迅速在心里盘算：围墙高2.2米，这块木板斜着架上去，刚好能形成坡道。
他没有犹豫，弯腰用力一掰，脚镣应声脱落。随后扛起沉重的木板，冲到厕所外的墙根下。
木板一头卡进砖缝，另一头斜搭在围墙上。范纪曼第一次攀爬，身体虚弱重心不稳，从木板上滑下来，脸颊重重磕在地上，满嘴血腥味。他爬起来，用尽全身力气再次蹬踏、跃起，死死抓住墙头。
翻过围墙的一瞬间，小腿被铁刺划开一道10厘米长的口子，皮肉翻卷，疼得钻心。他顾不上处理，从两米多高的墙上摔到墙外泥地里，爬起来就往前跑。
范纪曼一路狂奔，穿过铁轨，越过沟渠，钻进小巷。他撕下衬衫下摆，简单缠住流血的伤口，辨明方向继续赶路。
凌晨5点，长江边“老江口鱼行”的门被急促敲响。
开门的是地下交通员老周。看到满身泥泞、腿上还在流血的范纪曼，老周当场愣住。就在几小时前，他刚接到上级通知，“白桦”次日凌晨将被枪决，让他做好善后准备。可现在，这个本该牺牲的同志，就活生生站在眼前。
屋内油灯昏暗，老周的妻子连忙找来纱布和药水。范纪曼靠在墙上，任由他们包扎伤口，嘴角露出疲惫的笑容。
“还有一个月，”他说，“我等得到。”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范纪曼站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人群里，热泪盈眶。他等到了。
此后，范纪曼继续在情报战线工作，直到1984年离休。他很少对人提起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，偶尔被问起，也只是淡淡一笑：“没什么，就是运气好。”
1990年12月，84岁的范纪曼在上海病逝。临终前，他对守在床边的子女留下最后一句话：“我这一生，值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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